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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降？”
“优化。再优化。把安全系数降到合理范围，把板厚减到最低限度，把加强筋的布置做到最优。用高强度钢代替普通钢，用铝合金代替部分钢材，用复合材料代替部分金属材料。你回去再改。给你两个星期。”
“好。”
河生回去改了。他把安全系数从1.5降到了1.3，把板厚在应力小的区域减薄了百分之十，把加强筋的数量减少了百分之十五。他用高强度钢替换了部分普通钢，用铝合金替换了部分上层建筑。他重新计算了强度、刚度、稳定性、抗冲击性，每一项都要满足规范要求。改了一遍，重量降了百分之五。再改一遍，又降了百分之三。再改一遍，再降了百分之二。两个星期后，他把优化后的方案交给周建军。
周建军看了，点点头：“好。重量降了百分之十，强度没有降低。这才是工程师该做的事。不是越结实越好，是在满足强度的前提下，尽可能轻。你把这句话记住了。”
“记住了。”
十二月底，新型驱逐舰的详细设计完成了。总体室开了个总结会，周建军说，这是他所近十年来设计的最先进的驱逐舰，各项性能指标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特别表扬了河生，说他的结构设计方案优化得很到位，为全舰减重做出了重要贡献。
河生坐在角落里，听着周建军的话，心里忽然很平静。他知道，这只是开始。驱逐舰是航母的护航舰艇，是航母编队的一部分。他设计好了驱逐舰，就离航母更近了一步。
一九九九年一月，上海的冬天冷得厉害。
河生穿着母亲做的那件棉袄，还是觉得冷。办公室里有暖气，但温度不高，坐久了脚会冻僵。他买了一双棉鞋，是那种老式的灯芯绒棉鞋，厚厚的，软软的，穿在脚上很暖和。鞋是黑色的，鞋底是牛筋的，防滑耐磨。他穿着这双鞋，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觉得很舒服。
月底，他收到了林雨燕的信。
河生：
你好吗？上海冷吧？洛阳也冷了，下了好几场雪。校园里白茫茫的，很漂亮。学生们在操场上打雪仗、堆雪人，玩得很开心。我看着他们，想起了咱们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也下雪，咱们在操场上跑步，你跑得很快，我跟不上。你跑了一圈回来，看着我，说“加油”。我就使劲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跑到了你身边。
你现在还在跑步吗？你以前说，跑步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只管往前跑。你说，走着走着，就到了。你现在在造驱逐舰，也是在往前跑吧？跑着跑着，就会跑到航母那里去。我相信你。
我这学期教初三，学生要中考了，压力很大。我每天给他们补课，晚上还要批改作业，很累。但看到他们进步，我就高兴。有一个学生，叫王小兵，数学特别差，上次月考只考了四十分。我每天放学后给他补课，从最基础的一元一次方程开始讲。他学得很慢，但很认真。上次期中考试，他考了六十八分。他高兴得跳起来，说“林老师，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是你自己努力的”。那一刻，我觉得，当老师真好。
我妈又问起你了。她说，你什么时候来家里玩？我说，你在造驱逐舰，很忙。她说，再忙也要吃饭啊。她说，让你来，她给你做红烧肉、糖醋排骨、酸菜鱼、蒜蓉空心菜。她说，你太瘦了，要多吃点。
我爸退休了，在家养花、养鸟、钓鱼。他养了一缸金鱼，红的、黑的、花的，很好看。他说，等你来了，送你两条。
你妈身体怎么样了？你上次来信说，她胃不好。你让她按时吃药，别舍不得。药不能省。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光顾着工作。
我等你。
雨燕
河生看了两遍。他把信叠好，放在枕头底下。然后他拿出纸和笔，开始写回信。
雨燕：
信收到了。上海很冷，但我穿得多，不冷。我妈给我做了新棉袄，很暖和。你也要多穿点，别感冒了。
我最近在忙驱逐舰的详细设计，很忙，但很有成就感。我们设计的这艘舰，是中国最先进的驱逐舰，隐身设计，垂直发射系统，柴燃联合动力。我负责的是舰体中段的结构设计，就是机舱和导弹舱的区域。这是全舰受力最复杂的区域，我算了很多遍，改了很多遍，终于达到了要求。周主任说，我为全舰减重做出了贡献。我很高兴。
你教的那个学生，王小兵，从四十分考到六十八分，你真了不起。当老师就是这样，看到学生进步，比自己考第一还高兴。你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
你妈问起我，替我谢谢她。等我有空了，一定去家里玩。吃她做的红烧肉、糖醋排骨、酸菜鱼、蒜蓉空心菜。想想就流口水。
我妈的胃还是不好。我每个月寄钱回去，让大哥带她去复查。医生说继续吃药，注意饮食，不能操劳。我放心不下，但也没办法。只能多打电话，多寄钱。
你说得对，跑步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只管往前跑。我现在也在跑，跑着跑着，就会跑到航母那里去。
你等我。
河生
他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寄了出去。
二月，春节快到了。
河生请了几天假，回了趟家。他在火车上坐了一夜，到洛阳的时候天刚亮。他下了火车，在广场上找去孟津的长途车。广场上的人比去年多了，卖东西的摊子也多了——金融危机好像过去了，大家又开始花钱了。他买了一袋橘子、一盒点心、两瓶酒，放在旅行袋里。
一个多小时后，车到了平乐镇。他下了车，沿着石子路往村里走。麦田绿了，麦苗嫩嫩的，在风里摇着。路边的杨树发了芽，嫩绿嫩绿的，像一个个小疙瘩。他走得不快，也不慢。七里地，他走了半个多小时。
走到村口，他看见母亲站在那棵老槐树下，远远地朝他招手。她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全白了，背弯得像一张弓。她的手在抖，整个人在抖。他跑过去，扶住她。
“妈，您怎么出来了？风大，别着凉。”
“没事。我想看看你。”
他扶着母亲往回走。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地挪，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他不急，慢慢地走，像小时候她牵着他走一样。
“妈，您身体怎么样？”
“好多了。吃了你寄的药，胃不疼了。”
“妈，您别骗我。大哥说了，您的病没好。”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好不了。老了。人老了就这样。你别担心。我没事。”
河生没说话。他扶着母亲，一步一步地走。他的手很暖，母亲的手很凉。他想把她的手暖热，但怎么也暖不过来。
他在家待了五天。每天给母亲熬药、做饭、喂鸡、扫院子。他做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他，不时说一句：“你别干了，歇歇。”他说：“不累。”
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大哥杀了一只鸡，炖了一锅汤。嫂子炒了几个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青菜、西红柿蛋汤。陈冉已经五岁多了，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花褂子，眼睛圆圆的，黑亮黑亮的。她坐在奶奶旁边，给奶奶夹菜。
“奶奶，吃肉。”
“奶奶不吃。你吃。”
“奶奶不吃，冉冉也不吃。”
母亲笑了，夹起鸡肉，放进嘴里。她嚼得很慢，嚼了很久，才咽下去。她的眼睛红了，但没有哭。
河生低下头，吃了一口饭。饭在嘴里，嚼着嚼着，忽然嚼不动了。不是饭硬，是嗓子硬了。他使劲咽下去，咽得喉咙疼。
正月初五，河生要回上海了。
母亲送他到村口。她站在那棵老槐树下，看着他。
“妈，您回去吧。别送了。”
“我看着你走。”
“妈，您要好好的。等我回来。”
“好。我等你。”
他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站在那里，朝他挥手。她的动作很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她的嘴唇在动，在说什么。他听不清。但他知道，她在说“我等你”。
他转过身，大步往前走。不敢回头。他知道，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三
一九九九年三月，驱逐舰的设计进入了最后阶段。
河生负责的结构设计方案已经通过了评审，正在配合其他专业进行接口协调。电气专业要在结构上开孔走电缆，管系专业要在结构上开孔走管路，通风专业要在结构上开孔走风管。每一个开孔都会削弱结构强度，都要经过他的同意。他每天要审核几十个开孔申请，每一个都要计算应力集中系数，都要校核剩余强度。合格的批准，不合格的打回去重来。
孙大勇开玩笑说：“你现在是‘门神’了。没有你的批准，谁也别想在结构上动一个洞。”
河生笑了笑，没说话。他知道，这不是开玩笑。每一个洞，都关系到舰体的安全。开对了，船就没事。开错了，船就会出问题。他不能马虎，不能偷懒，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不合格的设计。
四月，驱逐舰的图纸全部完成了。几百张图纸，堆在桌上，像一座小山。总体方案设计图、结构详细设计图、系统布置图、设备安装图。每一张都经过了他的审核，每一张都有他的签名。他看着那些图纸，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成就感。这是他参与设计的第一艘真正的军舰。不是纸上的，是要造出来的。要在船台上铺龙骨，要在船坞里焊钢板，要在海上试航，要在舰队服役。它会成为中国海军的一员，它会保卫国家的海洋权益。
周建军站在会议室里，看着满桌的图纸，说：“同志们，辛苦了。这艘舰，是我们所近十年来设计的最先进的驱逐舰。它的各项性能指标，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是大家的功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代表所里，谢谢大家。”
大家鼓掌。河生也鼓掌了，拍得很用力。
“下一步，是施工设计。图纸要送到船厂，工人要按照图纸施工。我们要派人去船厂，配合施工，解决现场问题。谁愿意去？”
河生举手。“我去。”
周建军看着他，笑了。“好。你去。你是结构专业的主力，去现场最合适。下个月就去。江南造船厂。”
河生的心跳了一下。江南造船厂。四年前，他在那里第一次看见在建的军舰。现在，他要回到那里，参与建造一艘他亲手设计的军舰。这不是参观，是工作。不是看别人干活，是自己干活。他忽然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一名船舶工程师。
五月一日，河生去了江南造船厂。
船厂在黄浦江边，离研究所不远。他坐公交车去的，四十分钟就到了。站在船厂门口，他深吸了一口气。四年前，他站在这里，是一个学生，一个参观者。现在，他站在这里，是一个工程师，一个建设者。时间过得真快。
他走进船厂，找到了船体车间的办公室。车间主任姓李，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工人，黑黑瘦瘦的，手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嵌着铁锈。他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工作服，头上戴着安全帽，脚上穿着钢板鞋。看见河生，他笑了。
“你就是所里来的陈工？好年轻啊。”
“李主任好。请多关照。”
“关照不敢当。你是设计师，我是干活的。你画图，我施工。图纸对，我就干得好；图纸错，我就干得差。所以，你的图纸要画好，别让我返工。”
“我会的。”
李主任带他去船台。船台在露天，巨大的钢结构龙骨已经铺好了，像一副巨大的骨架，躺在船台上。工人们正在上面焊接，电焊的火花从高处落下来，像流星，一闪一闪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从各个方向传来，像一首混乱的交响乐。河生站在船台下，抬头看着那副骨架，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这是他设计的船。他在图纸上画了无数条线，算了无数个公式，改了无数遍方案。现在，它变成了真的。钢板、焊缝、螺栓、铆钉，实实在在的，摸得到，看得见。他伸出手，摸了摸龙骨。钢板很硬，很凉，焊道上的焊渣还没清理，粗糙的，扎手。
“李主任，这是FR60到FR120的船体分段？”
“对。就是你说的那个区域。机舱和导弹舱。”
“我能上去看看吗？”
“能。戴上安全帽，跟我来。”
他跟着李主任爬上了船台。踩着脚手架，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脚下的钢板咚咚响，像心跳。越爬越高，风越来越大，吹得他衣服呼呼响。他爬到船体中段，站在龙骨上，往下看。地面很远，人很小。他忽然有点晕，但他稳住了。
他蹲下来，检查焊缝。焊道很整齐，鱼鳞纹均匀细密，没有气孔，没有夹渣，没有裂纹。他摸了摸，焊道很光滑，像抚摸一条安静的河流。他点了点头。
“李主任，焊缝质量不错。”
“那当然。我们的焊工都是八级工，干了二十多年了。军舰的焊缝，不能马虎。一条裂纹，船就完了。我们的焊工知道这个道理。”
“李主任，这个地方，”他指了指一个节点，“图纸上画的是全焊透，但现场施工可能不好操作。要不要改成衬垫焊？”
李主任看了看，想了想，说：“衬垫焊也行，但强度不如全焊透。这是关键节点，还是全焊透吧。我让焊工小心点，慢慢焊。”
“好。那就全焊透。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造军舰，光荣。”
河生笑了。他站在龙骨上，看着远处的黄浦江。江面上有船在走，拖轮、货船、驳船，突突突的，像一条流动的路。他想，几个月后，这艘驱逐舰也会在江面上走。然后它会开到海上去，开到深海去，开到国家的海疆去。它会成为一道钢铁的长城，保卫这片土地，保卫这片海洋，保卫这些人。
他从兜里掏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被他的体温焐热了，温温的。他摇了摇，叮——很轻，很远。像是德顺爷在说话，像是父亲在说话，像是黄河在说话。
德顺爷，我在造驱逐舰了。您看见了吗？我在船台上，站在龙骨上。这是我设计的船。它会开到海上去，保卫国家。您高兴吗？
五月八日，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无法忘记的日子。
那天下午，河生在船厂工地上，正在检查一个节点的焊接质量。工地上很吵，电焊声、打磨声、锤击声混在一起，震耳欲聋。他戴着安全帽，蹲在钢板上，用放大镜检查焊道。忽然，车间主任李师傅跑过来，脸色煞白。
“陈工！出大事了！美国轰炸了咱们的大使馆！在贝尔格莱德！好几个记者死了！”
河生愣住了。他手里的放大镜掉在钢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什么？”
“南斯拉夫！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电台里说的！死了好几个人！”
河生站起来，腿有点软。他扶着脚手架，稳住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像被雷劈了一样。大使馆。美国的轰炸机。中国的领土。死了人。这几个词在他脑子里转，转得他头晕。
他跳下船台，跑到车间的办公室。收音机开着，里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在颤抖。
“……北京时间五月八日凌晨五时四十五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馆舍严重毁坏，三人死亡，二十余人受伤……”
三人死亡。二十余人受伤。大使馆是中国的领土。美国的导弹炸了中国的大使馆。这是战争行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
河生站在办公室里，听着收音机，浑身发抖。他的手在抖，腿在抖，嘴唇在抖。他想喊，但喊不出来。他想哭，但哭不出来。他想骂，但不知道该骂谁。他只能站在那儿，听着收音机，听着那个声音在颤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最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工地上，工人们都停了工。焊枪灭了，打磨机停了，锤子不敲了。所有人都围在收音机旁边，听着。有人哭了，有人在骂，有人沉默。一个老焊工蹲在地上，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一个年轻工人踢翻了工具箱，铁扳手、螺丝刀、电焊条撒了一地。
“CTM妈美国佬！”
“这是战争！这是侵略！”
“跟美国佬干了！”
“干！谁怕谁！”
李主任关了收音机，站在大家面前，眼睛红红的。“同志们，冷静。国家会处理的。我们的任务是造好这艘船。造好了船，海军才能强大。海军强大了，才没人敢欺负我们。”
工人们沉默了。有人捡起焊枪，有人拿起扳手，有人戴上安全帽。电焊的火花又亮起来了，打磨机的声音又响起来了，锤子又敲起来了。但气氛变了。以前是平静的、有序的、充满节奏感的。现在是愤怒的、压抑的、带着仇恨的。每一个焊点都焊得更深，每一道焊缝都焊得更牢，每一颗螺栓都拧得更紧。工人们在用他们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悲伤，他们的决心。
河生回到船台上，蹲在钢板上，拿起放大镜，继续检查焊道。他的手在抖，但他强迫自己稳住。他告诉自己，你是工程师，你的任务是设计好船，造好船。船造好了，国家就强大了。国家强大了，就没人敢欺负了。
他检查完了一道焊道，又检查下一道。焊道很整齐，鱼鳞纹均匀细密。他摸了摸，焊道很光滑。但他觉得，今天的焊道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冷的，今天是热的。以前是铁，今天是火。
晚上，他回到宿舍，打开收音机。所有的电台都在播这个新闻。中央台、上海台、国际台。播音员的声音在颤抖，记者的声音在颤抖，专家的声音在颤抖。他听着，眼泪流下来了。他没有擦，让它流。流到脸上，热热的，咸咸的。流到嘴里，苦苦的，涩涩的。
他想起孟教授说的话——“没有强大的海军，就没有强大的国家。”他想起周建军说的话——“国防，就是不让屈辱重演。”他想起钱老说的话——“没有爱国的心，再好的技术，也没有用。”
现在，屈辱重演了。美国的导弹，炸了中国的大使馆。中国的土地上，死了中国人。这是屈辱。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屈辱。这是每一个中国工程师的屈辱。他造的船，还没有出海。他设计的军舰，还没有下水。他的国家，还在被欺负。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凉凉的，怎么也暖不过来。他摇了摇，叮——很轻，很远。像是德顺爷在叹气，像是父亲在沉默，像是黄河在呜咽。
德顺爷，美国炸了咱们的大使馆。死了人。我难受。我恨。我恨自己没本事。我恨自己的船还没造出来。我恨自己的国家还不够强大。但我会努力的。我会造出最好的船。我会让中国强大起来。谁也不敢再欺负我们。
他把铜铃攥得更紧了。铃铛在他手心里，慢慢变暖。很慢，很慢，但确实在变暖。
五月九日，上海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游行。
河生请了假，去了人民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标语和旗帜。“打倒美国霸权！”“谴责北约暴行！”“捍卫中国主权！”“血债血偿！”口号声此起彼伏，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一波一波的，震得人耳朵疼。有人在演讲，有人在哭泣，有人在焚烧美国国旗。一个大学生站在台阶上，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缅怀烈士，勿忘国耻”。他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在抖，声音在抖，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河生站在人群里，看着这一切，心里很乱。他想喊，但喊不出来。他想哭，但哭不出来。他只能站在那儿，看着，听着，感受着。他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力，很没用。他读了四年大学，考了第一名，设计了驱逐舰，但他还是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家。他的国家，还在被欺负。
忽然，他想起了一句话。是孟教授说的——“你们这一代人，是国家的希望。”他想起周建军说的——“国防，就是不让屈辱重演。”他想起钱老说的——“没有爱国的心，再好的技术，也没有用。”
他站在人群里，忽然不乱了。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是在这里喊口号，不是在这里烧国旗，不是在这里哭泣。是回到船台上，回到图纸前，回到电脑前。设计更好的船，造更好的舰，建设更强大的海军。让中国强大起来，让谁也不敢再欺负中国。
他转过身，挤出人群，往公交车站走去。身后，口号声还在响，一波一波的，像黄河的浪。他走得很急，很快，像在跑。他要回去。回船厂。回研究所。回他的岗位。他要造最好的船。他要让中国强大起来。
五月十日，河生回到了船厂。
工地上，工人们已经在干活了。电焊的火花在阳光下闪着光，打磨机的声音在空气里回荡，锤子敲击钢板的声音像心跳，一下一下的，结实有力。但气氛不一样了。以前是平静的、有序的、按部就班的。现在是紧张的、急迫的、争分夺秒的。每一个人都憋着一股劲，一股要把船造好、造快、造强的劲。
李主任看见他，点点头。“陈工，回来了？”
“回来了。”
“好。干活吧。船不等人。”
河生戴上安全帽，爬上船台。他蹲在钢板上，拿起放大镜，继续检查焊道。焊道很整齐，鱼鳞纹均匀细密。他摸了摸，焊道很光滑，很热。不是太阳晒的热，是工人们的手的热，是他们的心在热。
他检查完了一道焊道，在记录本上打了个勾。然后检查下一道。他做得很慢，很仔细，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船，是军舰。不是普通的军舰，是他设计的军舰。不是普通的设计，是他的心血，他的梦想，他的誓言。
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德顺爷，您放心。我会造出最好的船。我会让中国强大起来。谁也不敢再欺负我们。
他把铜铃握在手心里，摇了摇。叮——很轻，很远。像是德顺爷在答应，像是黄河在奔流，像是大海在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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