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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黄河。”
两人碰杯，一饮而尽。
吃完饭，方卫国送河生回宿舍。路上经过外滩，黄浦江两岸灯火通明，东方明珠塔在夜色中闪闪发光。河生站在江边，看着江水缓缓流过，忽然想起第一次来上海时的情景——七年前，他背着蛇皮袋从火车上下来，满嘴河南话，连地铁票都不会买。现在，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看懂英文文献，能用计算机做仿真计算。他变了很多，但有些东西没有变——比如对黄河的感情，比如对造船的执念。
“河生，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你没考上大学，现在会在哪儿？”方卫国问。
“可能跟大哥一样，在工地上打工。”河生说，“也可能去南方打工，进厂，或者跑运输。”
“那你后悔来上海吗？”
河生摇摇头：“不后悔。但有时候会想，如果没出来，日子会不会更简单一些。”
方卫国笑了：“简单有简单的好，复杂有复杂的好。咱们这代人，注定过不了简单的日子。”
河生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1990年到2001年，中国变了太多——市场经济、国企改革、加入WTO、申奥成功……每一个变化都像一股浪潮，把人往不同的方向推。他选择了造船，方卫国选择了做记者，林雨燕选择了当老师，大哥选择了留在土地上。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不同的选择，通向不同的人生。
“对了，雨燕最近怎么样？”方卫国问。
“还行，她忙着考研。”
“你们……还好吧？”
河生沉默了一会儿。“还好，就是见面的机会太少。”
从1996年确定关系到现在，五年了，他们见面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大多数时候，联系靠书信和电话。河生给她写信，开头总是“雨燕，见字如面”，结尾总是“等我回去”。她回信，开头总是“河生，我也想你”，结尾总是“我等你”。
“我等你”——这三个字，母亲说过，林雨燕也说过。河生有时候觉得，自己这辈子就是被这三个字托着的。
三
十二月，北京已经入冬，上海也开始冷了。
河生的办公室朝北，没有暖气，他穿着棉袄办公，手指冻得僵硬，敲键盘的时候经常打错字。但他顾不上这些——航母舰岛的设计方案进入了关键阶段，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反复推敲。
舰岛是航母的“大脑”，集成了航海、航空、通信、雷达等几十个系统。它的位置、大小、形状，直接影响飞行甲板的作业效率和舰艇的隐身性能。苏联人的设计是把舰岛放在右舷前部，体积很大，里面塞满了各种设备和舱室。但这种设计的缺点是占用了太多甲板空间，而且雷达反射面积大，容易被探测。
“我们要做的是优化。”项目组组长林上校在会上说，“在不牺牲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缩小舰岛体积，优化外形设计，降低雷达信号特征。”
林上校全名林建国，海军装备部上校，是项目组的实际负责人。他是福建人，个子不高，说话带着闽南口音，但思路清晰，做事雷厉风行。河生后来才知道，林上校是1980年代的海军军官，曾在驱逐舰上服役，后来调到装备部，一直负责舰船设计工作。
“河生，你负责舰岛总体布局设计。”林上校分配任务，“给你两周时间，拿出初步方案。”
“是。”河生站起来接任务，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承担航母设计的关键任务。舰岛涉及的专业太多——结构、动力、电气、通信、武器……每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要求，有时候这些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比如，通信系统需要天线尽量高，以扩大通信距离，但天线高了会增加雷达反射面积；动力系统需要烟囱尽量大，以保证锅炉充分燃烧，但烟囱大了会占用甲板空间。如何在这些矛盾中找到最优解，考验的是一个工程师的综合能力。
河生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把舰岛分解成十几个子系统，一个一个地研究，一个一个地优化。白天在办公室画图、计算，晚上回宿舍看资料、做笔记。周末也不休息，骑着自行车去图书馆查文献，去宝钢请教材料专家，去船厂看实际建造过程。
有一次，他在资料室翻到一本1980年代的苏联杂志，上面有一篇关于“基辅”级航母舰岛设计的文章，虽然已经很旧了，但里面的设计思路对他很有启发。他把那篇文章复印下来，用红笔划出重点，反复读了好几遍。
“你疯了？”同事孙大勇看到他的工作状态，吓了一跳，“你每天睡几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吧。”河生说。
“你不要命了？搞设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得悠着点。”
河生知道孙大勇说得对，但他停不下来。舰岛设计像一块磁铁，牢牢吸住了他所有的注意力。他经常在画图的时候忘记吃饭，在计算的时候忘记睡觉，有一次甚至忘了去食堂打饭，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想起来。
十二月中旬，河生完成了舰岛总体布局的第一版方案。他花了整整一周时间绘制图纸，每一个尺寸都反复核对，每一条线都画得工工整整。方案交上去后，林上校看了很久，没有说话。
“怎么样？”河生忐忑地问。
“总体思路是对的，但有几个地方需要调整。”林上校指着图纸上的烟囱位置，“这里，离舰载机的调运区太近，高温废气会影响甲板作业。把烟囱往后移三米，同时优化排烟道的走向。”
河生仔细看了看，发现林上校说得对。他太注重缩小舰岛体积了，忽略了烟囱和甲板作业区的距离。
“还有一个问题，”林上校继续说，“你的雷达隐身设计，思路是对的，但细节不够。你看看这里，天线和舰体之间的过渡太生硬，会形成角反射器效应。改成平滑过渡，或者用吸波材料填充缝隙。”
河生点点头，把这些问题记在本子上。
回去改方案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对工程细节的理解还有很多不足。在学校里，他学的是理论和计算，追求的是数学上的精确和逻辑上的完美。但真正的工程设计，不仅要考虑理论，还要考虑制造、安装、维护、使用……每一个环节都有现实的约束，有时候不得不牺牲一些理论上的最优，来换取工程上的可行。
“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区别。”孙大勇跟他说，“你搞过筛砂石，应该知道，筛子眼儿太细了，砂石下不去；太粗了，筛出来的东西不干净。工程设计也是这样，得找到那个合适的度。”
河生想起小时候在黄河滩筛砂石的情景。那时候他每天要筛几十筐砂石，手上的茧子磨破了一层又一层。筛砂石是个技术活，手腕的力度、筛子的角度、摇晃的频率，都得恰到好处。太快了，砂石飞出去；太慢了，效率太低。这些道理，他十几岁的时候就懂了，但直到现在，才真正理解它们和工程设计之间的相通之处。
两周后，河生提交了修改后的方案。这次，林上校看后点了头：“不错，可以进入下一阶段。”
走出办公室时，河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更多的困难等着他。但至少，他迈出了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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