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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陶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我是特务，”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的职责是监视军队，确保他们执行命令。我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不应该有自己的判断。看到什么就报告什么，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可是——
如果上面说的是错的呢？
如果执行命令的结果是让更多的士兵去送死呢？
那他还要执行吗？
小陶没有答案。
他只是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帐篷外面的风声和远处哨兵的脚步声，觉得自己这个特务当得越来越不称职了。
他应该如实报告一切，但他没有。他应该把陈东征的每一个“疑点”都记录在案，但他开始觉得那些也许不是“疑点”，而是一个人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能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他应该恨共匪，但他看着小王——那个十八岁的红军俘虏——在团部里跑腿、干活、领军饷的时候，他恨不起来。
他应该把一切都报告给沈碧瑶，但他不想看到她更困惑、更痛苦的样子。
小陶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
“我到底在干什么？”他问自己。
没有人回答他。
只有夜风在帐篷外面呜呜地吹着，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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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小陶早早地起来，去检查电台。
他蹲在帐篷外面，把电台的零件一个一个地拆开，擦拭干净，再重新组装起来。这是他在培训时学到的习惯——每天早上检查一遍设备，确保不出问题。在这个年头，电台就是他的命，坏了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王德福从旁边经过，看到他，停下来打了个招呼。
“陶老弟，起这么早？”
“习惯了。”小陶头也没抬。
王德福蹲下来，看了看他手里的电台，说：“这玩意儿挺金贵的吧？”
“嗯，坏了不好修。”
“那你可得小心点儿，”王德福笑着说，“要是坏了，可就听不到我们团长的‘秘密’了。”
小陶的手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王德福。
王德福的脸上带着那种他特有的、有点油滑但又让人觉得亲切的笑容，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是试探，还是开玩笑？
“王副官，你说什么？”小陶问。
“没什么没什么，”王德福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我就是说，你们搞技术的，责任重大。好好干，陶老弟。”
他走了。
小陶蹲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王德福是不是知道他在监听补充团的通讯？是不是知道他昨天隐瞒了那段话？
不可能。通讯是加密的，王德福不懂技术，不可能知道他在听什么。
可是——
那个笑容，那个眼神，那句“听不到我们团长的‘秘密’了”——怎么听都像是在暗示什么。
小陶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出去。
“别想多了，”他对自己说，“他就是随便说说的。”
他低下头，继续组装电台。手指在零件间穿梭，熟练得像是一个做了十年的人。但他的脑子里一直在想别的事情——
陈东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故意不打仗的，这一点小陶已经确定了。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保全实力？是为了讨好上面的关系？还是真的——心疼那些兵？
小陶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他不想再看到那些伤亡报告了。那些数字——八十七、二百四十一、三十二、一百二十三、三百零七、五十六——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命。每一条命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爹有娘，有家不能回，有苦说不出。
他想起老魏昨晚说的话——“你觉得少死人不好吗？”
好。当然好。
如果少死人的代价是陈东征在战报上造假、是放走俘虏、是故意延误——那又怎样呢？
小陶把最后一颗螺丝拧紧，把电台抱起来，放回帐篷里。
他站在帐篷口，看着远处的山峦。太阳刚刚升起来，把金色的光芒洒在连绵的山岭上，把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温暖的橘黄色。营地里，士兵们已经起床了，有人在生火做饭，有人在打包行李，有人在低声聊天。一切都很平静，很安详，像是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
小陶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走回帐篷。
他戴上耳机，打开电台，开始新一天的监听。
耳机里传来沙沙的电流声，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叹气。他转动旋钮，寻找着信号，手指稳稳地停在每一个频率上，认真地听着，仔细地记录。
这一次，他会把听到的一切都如实报告。
不管是薛岳的伤亡报告，还是陈东征关心伤员的通话。
他是特务。他的职责是看到什么就报告什么，不管那些话会让沈碧瑶更困惑，还是会让陈东征更难做。
这是他的天职。
可是——
他心里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冷冰冰的、只负责记录和报告的特务了。他开始思考，开始犹豫，开始对那些“应该”做的事情产生怀疑。
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他知道，他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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