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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陈东征起了个大早。
他站在团部门口，看着东边的天空。太阳还没出来，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光线从山岭后面透出来，把云的边缘染成了淡金色。营地里很安静，士兵们还在睡觉，只有哨兵在走动，脚步声很轻，踩在碎石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王德福从里面走出来，揉着眼睛。“长官，今天还要等吗？”
陈东征沉默了一会儿，说：“差不多了，准备出发。”
王德福愣了一下。“不等九十三师了？”
“不等了。让他们在后面跟着。咱们先走。”
“是。”王德福转身去传令。
陈东征站在门口，看着遵义的方西。天越来越亮了，太阳从山后面探出头来，把金色的光芒洒在山岭上，把那些松树和杉木照得发亮。三十里外的那座城，现在应该也在阳光下。那些人应该已经开完了会，应该已经做出了决定，应该已经在收拾行装，准备继续上路了。
他知道他们会往哪里走。他知道他们会过赤水河，会进四川，会爬雪山，会过草地，会走到陕北。他知道这条路还有多远，还要死多少人，还要流多少血。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这些的人。
他转身走回屋里，开始收拾东西。
那天晚上，陈东征失眠了。
他躺在行军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头顶的黑暗。团部的房子是借的镇上一户人家的堂屋，屋顶很高，房梁上挂着几串干辣椒和玉米棒子，在黑暗中看不清颜色，只剩下一团一团的影子。窗户外面没有月亮，只有风在吹，把窗纸吹得哗哗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外面拍打。
他睡不着。脑子里像有一台放映机，把那些他读过无数遍的历史书一页一页地翻给他看。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遵义会议召开。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毛泽东发言，批评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会议开了三天，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后来对博古说：“你我都是做具体事务的人，军事指挥还要靠毛泽东。”
他知道这些。他从十几岁起就知道这些。那些日期、那些人名、那些会议上的每一句话，他都能背出来。但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它们不再是铅字，不再是考卷上的填空题，不再是历史课本上的一段话。它们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是那些活生生的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在那间屋子里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个决定。
而他在三十里外的地方，等着他们开完会。
一月十八日，会议结束。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指挥的位置上。红军开始整编，扔掉笨重的辎重，轻装前进。一月十九日，红军离开遵义，向土城方向移动。四渡赤水即将开始。那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得意的一笔，是写进军事教科书里的经典战例。他知道每一次渡江的路线，每一次佯攻的方向，每一次突围的时机。他都知道。
但他不能告诉任何人。
陈东征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被子里很黑，很暖，像一个小小的洞穴，可以把外面的一切都隔绝开来。他蜷缩在里面，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入睡。但脑子里还在转——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过松潘草地。每一个地名都是一场恶战，每一条路都是用命铺出来的。他知道结局——他们走到了陕北，他们活了下来，他们赢了。但他也知道，在走到陕北之前，还要死很多人。
他想起湘江边上那些尸体，那些漂在江水里的灰色军装，那些搁浅在岸边的、脸已经看不清的人。他想起山谷里那些倒下的红军士兵，那些睁着眼睛的、蜷缩成一团的、被血浸透了的人。他想起小王说“家里人都被你们杀光了”的时候，红了的眼圈。
还会死更多的人。他知道。但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只能在这里，在这条路上，在他们后面，一步一步地跟着，能拖一天是一天，能救一个是一个。
陈东征睁开眼睛，从被子里探出头来。窗户外面有了光，不是月光，是天快要亮的那种灰白色的光。风停了，窗纸不响了，整个世界安静得像一口深井。他躺在那里，听着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的，很慢，很沉。
他想起今天对王德福说的话——“差不多了，准备出发。”五天，他在这里等了五天。他给了他们五天。这是他能给的全部了。从今天起，他又要上路了。跟在他们后面，走他们走过的路，看他们看过的山，过他们渡过的河。能拖一天是一天，能救一个是一个。
陈东征坐起来，穿上靴子，走到窗户前面。天边已经亮了，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光线已经铺满了半个天空，把云层染成了淡金色和橘红色。远处的山岭在晨光中变成了深蓝色，层层叠叠的，像一幅刚刚展开的画卷。
他推开门，走到院子里。空气很冷，吸进肺里凉丝丝的，但让人清醒。营地里已经有人在走动了，炊事班的烟囱冒着烟，伙房那边传来锅铲碰撞的声音。王德福正在院子里喂马，看到他出来，抬起头。
“长官，早。”
“早。”
“今天出发？”
“今天出发。”
王德福点了点头，继续喂马。
陈东征站在院子里，看着遵义的方西。三十里外的那座城，现在应该也在晨光中。那些人应该已经走了，走上了新的路。他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前面还有多远，还要死多少人。但他知道，他们会走下去。就像他也会走下去一样。
他转身走回屋里，开始收拾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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