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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真儿在柜台后面擦杯子。
冬天的生意不好，下午五点之后就没什么客人了。店里只有一个法国老头坐在角落里看报纸，喝他那杯续了三次水的黑咖啡。帮工阿姨已经回家了，送货的小伙子也走了，就剩她一个人守着店。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207章火柴盒里的告警，风筝收到的第二封信(第2/2页)
她把擦好的杯子倒扣在木架上，目光无意间掠过了玻璃窗。
街对面的面包店门口，那个白俄女人又来了。
灰色大衣，白色贝雷帽，手里提着一个棕色纸袋。她从面包店里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低头整理了一下纸袋，然后沿着人行道慢慢走远了。
程真儿把杯子放下了。
第一天她没有在意。法租界的白俄多了去了，谁在面包店买东西都正常。
第二天她多看了一眼。那个女人出现的时间跟昨天几乎一样，都是下午四点半左右。
今天是第三天，
连续三天，同一时段，同一地点，同一个人。
程真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上级曾经花过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教她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分辨出“尾巴”和“眼睛”。组织教过她，在隐蔽战线上，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监视你，最简单的方法不是看他的眼神或者动作，而是看他的时间规律和行动轨迹。普通人的生活是随机的，买面包可能今天是早上，明天是中午，但执行任务的人，无论多么小心，都会在时间上暴露出某种规律性，因为监视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定点、定时的工作。
那个白俄女人买完面包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在门口整理纸袋。那个位置，那个角度，程真儿在心里飞快地画了一道延长线。
那条线，不偏不倚，正好穿过咖啡馆的大玻璃窗，落在她每天站的柜台后面。
那个女人不是在买面包，而是在借着买面包的掩护，核对咖啡馆内部的人员活动。
三天的重复，已经足够触发一次预警了，不能再等第四天。在地下工作里，等到第四天才确定的风险，通常就已经变成了绝境。
程真儿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变化。她继续擦杯子，偶尔跟那个法国老头聊两句天气。等到关店的时候，她像往常一样把桌椅收拾干净，关了灯，从前门锁好，然后绕到后门。
后巷里很暗，只有墙角一盏昏黄的路灯勉强照出一小片光。
她弯下腰，假装在垃圾桶旁边系鞋带。手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了半个火柴盒，顺手搁在了垃圾桶盖子边缘的一道凹槽里。
半个火柴盒，
这是她和联络系统之间最低级别的预警信号，含义只有一个：周边出现身份不明的观察者，威胁级别待定，请注意。
她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灰，从后巷的另一头走了出去。
她没有回头看。
第二天上午，郑耀先没有去贝当路。他不能去。在武藤可能正盯着他出行轨迹的时候，他绝不会再往贝当路方向迈一步，
但他通过一条间接渠道收到了程真儿的预警。
那条渠道极其曲折：程真儿放在垃圾桶盖上的火柴盒，会被每天凌晨来收垃圾的一个老头“顺手”带走。老头不知道火柴盒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有人给他钱，让他把每天在那个垃圾桶附近发现的任何小物件都送到辣斐德路一家修表铺的柜台上。修表铺的师傅也不知道这东西要给谁，他只管把当天收到的零碎物件放在一个木盒子里，等一个每隔三天来取一次表的“顾客”自己拿走。
那个顾客，是特务处外围的一个低级线人，平时靠倒卖点法租界的走私烟卷为生。
线人拿到木盒子里的东西后，会在每逢单日的下午，去福州路的一家茶楼喝茶。宋孝安的一个手下会坐在他邻桌，趁着伙计添水的时候，把东西接过来。
最后，宋孝安拿到这半个火柴盒，在今天早上走进了郑耀先的办公室。
整条链路，长达四个人，跨越了三个片区，没有任何一环知道上下游的真实身份，也没有任何一环知道那半个火柴盒代表什么。垃圾老头以为是收破烂，修表师傅以为是当铺的暗花，线人以为是走私走账的信物。
只有郑耀先知道。
他坐在霞飞苑安全屋的桌前，面前放着那半个火柴盒，旁边搁着赵简之的口头汇报。
两条完全独立的信息，指向了同一个地点。
贝当路。
有人在看那条街。
郑耀先闭上了眼睛，手指捏着火柴盒的毛边，指腹感受着粗糙的纸面。
他想了很久，
然后他睁开眼，把火柴盒扔进了桌角的铁皮废纸篓里，划了一根火柴丢进去。
火焰燃起又灭掉。
“武藤，”他低声说了一个名字，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你比我想的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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