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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光绪十一年，腊月廿三。
京城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琉璃厂的铺子早早就上了板，连前门大街的骆驼队都缩着脖子赶路，蹄子在雪地上踩出一串深深浅浅的坑。
醉月楼后院的柴房里，一盏油灯快熬干了。
柳如烟躺在稻草铺就的床板上，浑身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汗湿透了里衣。她咬着一条旧布巾，牙齿几乎要把布巾咬穿。接生的是厨娘刘婶，五十多岁，手里那把剪脐带的刀在炭火上烤了又烤，烤到发红，才拿起来。
“使劲！再使劲！”刘婶压着嗓子喊，不敢大声——前院的客人还在听曲，老鸨翠妈交代过，不能惊扰了贵客。
柳如烟抓着一块破木板，指节泛白。她二十岁，原是苏州人，十六岁被卖到京城，在醉月楼唱了四年，是翠妈手底下最红的姑娘。红到王爷都成了她的入幕之宾，红到有人为她一掷千金，红到如今这个孩子——没人知道是谁的。
不，她知道。她太知道了。
一声闷哼之后，婴儿的啼哭划破了柴房的寂静。
那哭声不大，像小猫叫，但倔得很，一声接一声，不肯停。刘婶把孩子接在手里，是个男孩，浑身青紫，瘦得皮包骨，像条刚从泥里钻出来的泥鳅。
“是个小子。”刘婶把孩子擦干净，用一件旧棉袄裹了，递到柳如烟怀里。
柳如烟接过去，低头看。孩子的眼睛还没睁开，小嘴一拱一拱地找奶吃。她笑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孩子的脸上。
“泥鳅。”她轻轻说，“你就叫泥鳅吧。贱名好养活。”
门被推开，翠妈进来了。她四十出头，脸上搽着厚厚的粉，裹着一件狐裘，在这腌臜的柴房里显得格格不入。她看了一眼孩子，皱了皱眉，伸手捏住孩子的下巴，左右转了转。
“长得倒不差，像你。”翠妈松开手，从袖子里掏出一锭银子，扔在稻草上，“这是王爷赏的。他说了，这孩子不能留，送育婴堂。”
柳如烟把孩子抱紧，猛地抬头，眼睛里全是血丝：“送育婴堂？十送九死！”
“那你说怎么办？”翠妈不耐烦地弹了弹袖子上的灰，“你一个青楼姑娘，带着个孩子还怎么接客？王爷那边交代不过去，我也难做。如烟，你听我一句劝，这孩子留不住。”
柳如烟把孩子放在床上，突然翻身下床，赤着脚踩在冰冷的地上，扑通一声跪在翠妈面前，磕了三个响头，额头磕出了血。
“翠妈，我求您。我什么都答应您，这孩子我留下。我唱、我陪、我伺候，您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别把他送走。”
翠妈看着她，沉默了很久。油灯噼啪响了一声，终于灭了，柴房里只剩月光透过窗纸照进来，惨白惨白的。
“你养不活他的。”翠妈说。
“养得活。”柳如烟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翠妈叹了口气，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没回头：“那你就养着吧。但丑话说在前头，他要是在楼里哭闹惊了客人，我立刻扔出去。”
门关上了。
柳如烟跪在地上，慢慢瘫软下去，爬回床边，把孩子抱起来，脸贴着他的脸，眼泪无声地流。
窗外，雪越下越大。前院传来一阵笑声和琵琶声，有人在唱《玉堂春》，唱到“苏三离了洪洞县”那一句，满堂喝彩。
后院的柴房里，一个青楼女子和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在腊月的寒风中，互相取暖。
泥鳅。
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第一个名字。不是金，不是王，不是任何光鲜亮丽的姓氏。只是一个贱名，一个母亲希望他活下去的名字。
活下去。
这三个字，柳如烟用了十三年来兑现。
第一章脂粉堆里的泥鳅
光绪十三年，泥鳅两岁。
他已经能在醉月楼的后院里跑得飞快了。刘婶说这孩子腿上装了弹簧，一不留神就蹿到前院去了。翠妈定了一条规矩：泥鳅白天可以在后院玩，日落之后必须待在柴房里，不许出声，不许哭，不许让客人知道后院有个孩子。
柳如烟白天睡觉，把泥鳅托给刘婶照看。刘婶是河北人，丈夫死了，儿子在义和团，一个人在京城讨生活。她疼泥鳅，拿自己的口粮省下来喂他，把泥鳅养得黑黑瘦瘦，但精神头十足。
两岁的泥鳅已经会说话了，第一句不是“娘”，是“吃”。刘婶教他叫“娘”，他死活不叫，有一天柳如烟抱着他，他突然喊了一声“娘”，柳如烟愣了半天，哭得稀里哗啦。
光绪十四年，泥鳅三岁。
他学会了一样本事——听脚步声。醉月楼的姑娘们走路各有各的节奏，小桃红走路快，噔噔噔像马蹄；玉兰走路慢，踢踏踢踏像拖着脚；柳如烟走路没声音，像猫。泥鳅闭着眼睛都能分出谁来了。
他还学会了骰子。楼里的客人赌钱，他在旁边看，看了几天就会了。有一次趁人不注意，抓起骰子一扔，三个六。一个客人说：“这小兔崽子手气好，将来是个赌鬼。”翠妈听见了，打了他一巴掌，把骰子全收了。
但第二天泥鳅就用木头削了三个骰子，歪歪扭扭的，点数还刻错了，两个五点一个二点。柳如烟看了笑得直不起腰。
光绪十五年，泥鳅四岁。
那年春天，醉月楼来了一个重要的客人——端郡王载琮。
泥鳅不认识什么王爷，他只看到一个穿蓝袍子的男人，四十来岁，留着胡子，走路背挺得很直，眼神有些阴郁。这个男人进了母亲柳如烟的房间，待了两个时辰。
泥鳅趴在门外偷看，从门缝里看到那个男人坐在桌边，母亲弹琵琶。弹的是《十面埋伏》，泥鳅听过很多次，但这次不一样，母亲弹得特别用力，弦都快崩断了。
男人听完，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如烟，你瘦了。”
母亲说：“王爷贵人多忘事，两年没来，不记得如烟长什么样了。”
泥鳅那时候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只知道这个叫“王爷”的男人走后，母亲抱着他哭了很久。
后来他知道，那个男人是他父亲。但那时候，“父亲”这个词对他来说，跟“王爷”一样，只是一个符号。
光绪十六年，泥鳅五岁。
他已经能分辨出二十种胭脂的产地了。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但在这醉月楼里，这就是生存技能。
“这是苏州的，淡。”他闻了闻小桃红递过来的胭脂盒，“这是扬州的，甜。这是京城的，俗。”
小桃红笑得花枝乱颤：“你这小东西，将来长大了还得了？”
泥鳅五岁那年还干了一件大事——他偷偷跑到前院，钻到桌子底下，听客人说话。
那桌客人有三个，一个卖布的商人，一个落第的秀才，一个在衙门当差的吏员。他们喝酒聊天，从南边的水灾聊到北边的旱灾，从朝廷的腐败聊到洋人的教堂。
泥鳅听得入迷，不小心碰翻了桌上的酒壶。酒洒在商人身上，商人一把把他从桌底揪出来，骂道：“哪来的野种！”
“野种”两个字，泥鳅第一次听到，但他本能地知道这不是好话。
柳如烟冲过来，把泥鳅护在身后，对商人赔笑道歉，免了那桌的酒钱。回到后院，她没有打泥鳅，只是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泥鳅，你记住，你是娘的儿子，不是野种。”
“野种是什么意思？”泥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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