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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傍晚，沈砚之换了身深灰色的长衫，戴上礼帽，出了石板胡同。
他没有叫车，也没有雇人力车，就那样沿着西城的胡同慢慢走。四月的北京，天黑得晚，傍晚时分，天空是一种灰蓝色，胡同两边的槐树在晚风里轻轻摇晃，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要熟悉这座城。
程振邦留给他的钥匙，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但沈砚之不急。他要先看看，自己住的这片地方，到底有多少眼睛在盯着。
从石板胡同出来，往东走，是西单牌楼。牌楼下热闹，卖小吃的、说书的、拉洋片的，人声鼎沸。沈砚之在一个人力车夫聚集的茶摊前停下，要了碗大碗茶，坐在长条凳上慢慢喝。
茶是劣质茶叶沫子泡的，又苦又涩。但坐在这儿，能看见大半条街。
茶摊老板是个瘸子，五十来岁，忙前忙后地招呼客人。沈砚之喝着茶，眼睛却扫视着周围。对面是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摊主是个中年女人，一边炒栗子一边和客人说笑。旁边是个修鞋的，低着头钉鞋掌，锤子敲在铁砧上，发出清脆的叮当声。
一切都很正常。
但沈砚之注意到，在茶摊斜对面，一家绸缎庄的屋檐下，站着个穿短褂的男人。那男人似乎在等人，不时抬手看表，但沈砚之喝了三碗茶，他还在那儿站着。更可疑的是，他看表的频率太规律了，每隔五分钟看一次，像在计时。
沈砚之不动声色地放下茶碗，掏出几个铜板放在桌上，起身离开。他没有回头，但能感觉到那个男人的目光落在自己背上。
走到牌楼下，他拐进一条小巷。巷子很窄，两边是高墙，墙上爬着枯藤。走了几十步，他突然加快脚步，闪身躲进一个门洞。门洞很深，里面堆着杂物，散发着一股霉味。
他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动静。
脚步声传来，不紧不慢，走到巷子中间停住了。然后是划火柴的声音，接着是抽烟的“咝咝”声。沈砚之从门缝往外看，果然是那个穿短褂的男人，正背对着他，靠在墙上抽烟。
烟抽了一半，男人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然后转身往回走。脚步声渐渐远去。
沈砚之等了一会儿，确定人走远了，才从门洞里出来。他没有回石板胡同，而是继续往东走，穿过几条小巷，来到一条稍微宽些的街上。
这条街叫西交民巷，街两旁多是银行、钱庄，西洋式的建筑，门口挂着铜牌子。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但街上还有行人，多是穿西装、夹着公文包的男人，行色匆匆。
沈砚之在街上慢慢走着，眼睛扫过那些招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横滨正金银行……这些都是外国银行，在这条街上占据着最好的位置，气派的门面，明亮的灯光，和周围灰扑扑的中式建筑形成鲜明对比。
他又想起南京。南京也有外国银行，但没有这么集中，这么扎眼。北京到底是京城，洋人在这里经营了几十年，势力盘根错节。
走到街口，他停下来，抬头看路牌。往南是前门大街，往北是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
他深吸一口气，拐进了北边的路。
和西交民巷不同，东交民巷更安静。这里是使馆区，路两旁是各国使馆，高高的围墙，紧闭的铁门，门口有卫兵站岗。英国使馆、法国使馆、日本使馆、俄国使馆……一座座西洋式的小楼掩映在树丛里，窗户里透出温暖的灯光。
沈砚之放慢脚步，像是一个闲逛的旅人，打量着这些建筑。他能感觉到卫兵的目光，那些穿着各国军服的外国兵，端着枪，用警惕的眼神看着每一个经过的中国人。
六国饭店在东交民巷的中段，是一栋四层楼的建筑，砖石结构，有拱形的门窗，门口挂着煤气灯，把台阶照得雪亮。进出的多是洋人，穿着晚礼服，挽着穿长裙的女士，说着沈砚之听不懂的外国话。
他在饭店对面的一棵槐树下站住，观察了一会儿。饭店门口有穿制服的侍者，有印度巡捕，还有两个穿黑衣的中国人在闲逛——看他们的站姿和眼神，不是普通百姓。
沈砚之没有直接进去，而是转身进了旁边的一条小巷。巷子很黑，只有一两家窗户里透出微弱的灯光。他走到巷子深处，在一扇小门前停下。门是木头的，很旧，上面贴着褪了色的春联。
他抬手敲门，三长两短。
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苍老的脸。是送水的李大爷。
“沈先生？”李大爷有些惊讶。
“李大爷，借个地方换身衣裳。”沈砚之低声说。
李大爷愣了愣，随即让开身子：“快进来。”
门里是个小院，比石板胡同那个还小，只有一间正房，两间偏房。院里堆着些杂物，墙角放着水桶、扁担。李大爷把沈砚之让进正房，点起油灯。
“沈先生这是……”
“别问。”沈砚之从怀里掏出一块银元放在桌上，“借身衣裳，破点的，再借个帽子。”
李大爷不再多问，转身从箱子里翻出一身粗布衣裳，一顶破毡帽。沈砚之脱掉长衫，换上粗布衣裳，又把脸和手抹上些灰，戴上破毡帽，对着水缸照了照——镜子里是个三十来岁的苦力，皮肤黝黑，满脸风霜。
“像吗？”
“像，太像了。”李大爷咂咂嘴，“要不是我知道是您，走街上绝对认不出来。”
沈砚之笑了笑，把换下的长衫卷起来塞给李大爷：“这个您帮我收着，明天我再来取。”说完，他从后门出了院子，重新回到东交民巷。
这次他没有在六国饭店门口停留，而是绕到饭店后面。后门是条窄巷，堆着垃圾，空气里有股馊味。几个饭店的杂役蹲在巷子口抽烟，看见沈砚之过来，也没在意——这种打扮的人，在这附近太多了。
沈砚之低着头，快步走过巷子，来到饭店的后门。门虚掩着，里面是厨房，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和厨子的吆喝声。他推门进去，立刻被蒸汽和油烟包围。
“干什么的？”一个胖厨子瞪着他。
“送菜的，王掌柜让来问问，明天的菜钱结了没？”沈砚之操着一口河北口音，点头哈腰。
胖厨子皱了皱眉：“什么王掌柜？我们这儿是饭店，买菜有采办，不跟外面结账。去去去，别在这儿碍事。”
“是是是，我这就走。”沈砚之赔着笑，退了出去，但眼睛已经把厨房扫了一遍——灶台、水缸、案板、堆放食材的角落……然后他看到了楼梯，在厨房的最里面，通往上楼。
他没有从后门出去，而是趁胖厨子转身炒菜的工夫，闪身躲到一堆菜筐后面。等胖厨子端着菜出去，他迅速穿过厨房，上了楼梯。
楼梯是木头的，很窄，踩上去吱呀作响。他尽量放轻脚步，上到二楼。二楼是走廊，铺着地毯，墙上挂着西洋油画，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走廊尽头是通往三楼的楼梯，他继续往上。
三楼，307房间在走廊的右侧。他走到门前，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从怀里掏出那把黄铜钥匙，插进锁孔。
钥匙很顺滑地转动，门开了。
他闪身进去，关上门，靠在门上喘了口气。房间里很暗，只有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他等眼睛适应了黑暗，才打量起这个房间。
是个标准间，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衣柜。窗户对着街，窗帘拉着。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像是很久没人住过了。
沈砚之没有开灯，他走到书桌前，摸了摸桌面——有薄薄的一层灰。他又检查了床下、衣柜，什么都没发现。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墙上的一幅画上。
画是印刷品，画的是西洋的风景，金色的麦田，蓝色的天空。画框是木头的，很旧，边角有些破损。他走过去，轻轻抬起画框——后面是墙壁，没有暗格。
但沈砚之没有放弃。他仔细检查画框的边缘，在右下角摸到一个小小的凸起。用力一按，画框的背面弹开一块木板，露出一个夹层。
夹层里有个牛皮纸信封。
他拿出信封，拆开。里面是几张纸，还有一些照片。就着窗外的路灯光，他看清了纸上的内容——是几份文件的复印件，有中文，有英文，字很小，密密麻麻。
第一份是借款合同，中华民国政府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英镑，以盐税和海关税作抵押，年息五厘，期限四十年。落款处签着袁世凯的名字，盖着总统府的大印。
第二份是密电抄件，日期是两个月前，从北京发往天津，内容是催促日本方面尽快交付一批军火，用于“维持地方治安”。署名是陆军部次长徐树铮。
第三份是会议纪要，记录的是袁世凯与各国公使的一次闭门会议。在会议中，袁世凯承诺，将“保障各国在华利益”，并在“适当时候”承认各国在华的租界和势力范围。作为交换，各国公使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
沈砚之的手有些发抖。他深吸一口气，继续看照片。
第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码头，停着几艘货轮，货轮上挂着日本旗。工人们正在从船上卸货，木箱上印着日文，沈砚之认出那是“兵器”两个字。
第二张照片拍的是一个宴会，袁世凯穿着大元帅服，正和几个洋人举杯。照片拍得有些模糊，但能看清其中一个洋人沈砚之认识——是英国公使朱尔典。
第三张照片让沈砚之的呼吸停了一瞬。
那是一张合影，十几个人，都穿着军装，站在总统府门前。正中是袁世凯，左边是段祺瑞，右边是冯国璋。而在人群的边缘，站着一个穿长衫的男人，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沈砚之认识这个人。他叫汪兆铭，革命党人，当年刺杀摄政王载沣的英雄，现在是袁世凯的顾问。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是铅笔写的：“三月十五日，总统府军事会议后合影。汪已投袁。”
沈砚之把照片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好几遍。他的手心出汗了，在照片上留下湿湿的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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