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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告别燕园
陆浩明在德州只待了一天。
母亲的眼泪让他心里发酸,但父亲的态度让他心里踏实。临走的时候,父亲送他到车站,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一个旧帆布包塞到他手里。
“里面是你爷爷留下的几样东西。到了再看。”
火车开动后,陆浩明打开帆布包。里面有三样东西:一本发黄的党员证,一枚褪色的三等功奖章,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
纸条上是一行钢笔字,字迹工整有力:“做人要堂堂正正。”
落款是“陆德厚,1985年春”。
那是爷爷的名字。
陆浩明把纸条小心地夹进笔记本里,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山岭。
六个小时后,火车抵达北京西站。
六月的燕园,绿树成荫。
陆浩明拖着行李箱走进北大南门,沿着五四路往宿舍走。路两旁的银杏树正是最茂盛的时候,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铺了一层碎金。
这是他在燕园的第七个夏天。
七年前,他从山东的那个小县城来到这里,背着母亲缝的棉被,穿着一双磨破了底的运动鞋。报到那天,他看着西门匾额上“北京大学”四个字,愣了很久。
那时候他十八岁,瘦得像一根竹竿,口袋里装着家里东拼西凑的五千块钱学费。他不知道什么是绩点,不知道什么是保研,甚至不知道什么是“985”。他只知道,他考上了北大。
七年里,他拿了三次国家奖学金,发了四篇核心期刊论文,硕士论文被导师评价为“近五年来最好的基层治理研究”。他从一个连PPT都不会做的乡下孩子,变成了政府管理学院最优秀的硕士毕业生之一。
但现在,他要走了。
不是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是去国家部委,不是去那些师兄师姐们趋之若鹜的地方。而是去清江省的一个贫困县——一个绝大多数北大学生可能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地方。
他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是错。但他知道,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宿舍在28号楼,四层,朝北。
陆浩明推开门的时候,室友们都在。
“哟,陆处长回来了!”上铺的刘恒探出头来,嬉皮笑脸地喊了一嗓子。刘恒是江苏人,本科毕业后考上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现在已经被某部委录取,下个月就要去报到。
“别瞎叫。”陆浩明把行李箱塞到床底下。
“我可听说了,”刘恒从上铺跳下来,“你去了清江省?还主动申请去基层?”
“谁跟你说的?”
“你导师陈教授。昨天我们在食堂碰见,他跟我说的。”刘恒看着他,表情难得认真起来,“浩明,你真想好了?清江那种地方,穷山恶水的,你去那儿图什么?”
陆浩明没有回答,而是问:“你们都定了?”
“我定了,发改委。”刘恒说,“老张去了商务部,小胖考上了选调生,留北京了。老赵去了深圳,进了腾讯。咱们屋六个人,就你一个去基层。”
“那不是挺好的,多元化。”
“你别跟我扯。”刘恒拍了他一下,“我是替你可惜。你知道你那个成绩,要是考中央部委的选调生,十拿九稳。你偏要去报什么地方选调生,还去清江——清江在哪儿?我都得查地图。”
“在长江以南。”
“我知道在长江以南!我是说,那种地方有什么好的?”
陆浩明想了想,说:“那种地方,也需要人。”
刘恒看了他几秒,叹了口气。
“行吧,你是我们屋最有理想的人。我服你。但说实话,我做不到。我爸妈供我读书不容易,我得赚钱,得让他们过好日子。去基层?我耗不起。”
“我理解。”
“那你不怕耗?”
“怕。”陆浩明说,“但有些事情,怕也得做。”
刘恒没再说什么,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瓶二锅头和几袋花生米。
“来,喝一个。就当给你饯行。”
那瓶二锅头喝到了深夜。
陆浩明平时不怎么喝酒,但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刘恒喝多了,趴在桌上哭,说舍不得兄弟们。老张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段语音,唱了一首《朋友》,跑调跑得离谱。小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宿舍的合影,配文是“七年,再见”。
陆浩明没有哭。他坐在窗台上,看着窗外的燕园。月光洒在未名湖上,博雅塔的影子倒映在水里,安静得像一幅画。
他想起七年前刚来北大的第一个夜晚,也是这样的月光。他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听着室友们的鼾声,心里想:我终于到了这里。
现在他要走了。但他知道,燕园会一直在他心里。
第二天上午,陆浩明去见了导师陈翰章。
陈翰章教授六十出头,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是国内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权威,带过的硕士博士加起来有四五十个,遍布中央部委和各大高校。
陆浩明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不是因为这个学生最聪明,而是因为这个学生最“老实”——肯下笨功夫,肯去田野里泡着,肯为了一个数据跑十几个村子。
“来了?坐。”陈教授从书堆里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手续都办完了?”
“办完了。后天去清江报到。”
陈教授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他面前。
“这是什么?”
“我当年做田野调查的笔记。清江省的,八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平川县,叫平川公社。我在那儿待了三个月,住在一个老支书家里,每天跟着他下地、开会、处理纠纷。”
陆浩明打开信封,里面是几个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用钢笔写着日期:1986.7-1986.10。
“您去过平川?”
“去过。那时候我在社科院工作,做农村改革的跟踪研究。平川是当时清江省最穷的公社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两百块。我去的时候,那里还没有通电,晚上点煤油灯。老支书叫陈德贵,是个老党员,当了二十多年支书,家里穷得叮当响,但从来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便宜。”
陈教授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有些遥远,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年代。
“后来呢?”
“后来我回北京了,跟陈德贵还通过几年信。再后来,听说他去世了,肝癌。他儿子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他爹临终前还念叨,说‘北京那个陈老师,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这个老农民’。”
陈教授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把那些笔记找出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基层工作不好做,但基层有最好的人。你在北大学的那些理论,那些模型,那些漂亮的统计分析,到了基层可能都用不上。但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别把自己当干部,要把自己当老百姓。”
“老师,您上次说过了。”
“说过了再说一遍。”陈教授看着他,“因为你是我最不放心的学生。”
陆浩明一愣:“为什么?”
“因为你太聪明了。”陈教授说,“聪明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什么都能算到。但基层工作不是算出来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你在北大七年,学会了用脑子。去基层,要学会用心。”
陆浩明沉默了很久。
“我记住了。”
陈教授站起来,走到书架前,从上面抽出一本书。
“这本书送给你。是我写的,《中国基层治理三十年》。里面有很多失败的案例,比成功的更有价值。你到了基层,遇到难处,翻一翻。不一定能找到答案,但至少能让你知道,你不是第一个遇到这些问题的人。”
陆浩明接过书,翻开扉页,上面写着一行字:
“赠浩明: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他合上书,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老师。”
陈教授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中午,陆浩明在学五食堂吃了最后一顿饭。
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一份红烧肉,二两米饭。这是他七年来最常吃的搭配。大一的时候,他吃不起别的,只能吃最便宜的菜。后来拿了奖学金,条件好了,但还是习惯吃这些。
食堂里人来人往,穿着学位服的毕业生们在拍照。有人笑,有人哭,有人举着啤酒瓶对着镜头喊“毕业快乐”。
陆浩明坐在角落里,慢慢吃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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