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户研究所位于神奈川县川崎市，表面上是研究 “秘密武器” 的军事机构，实则成为伪钞制造的核心基地。研究所内聚集了日本顶尖的印刷专家、化学工程师和间谍，他们在山本宪藏大佐的带领下，开始了对法币的 “逆向工程”。
初期，日本人选中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 5 元面额法币作为实验对象。他们耗费数月时间，拆解真钞、分析纸张纤维、研究油墨成分，甚至动用当时最先进的照相制版技术复制图案。
但第一批伪钞流入中国后，因使用已废止的钞票模板，很快被识破。这次失败并未动摇日本的野心，反而促使他们加快了对法币的研究。
转机出现在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香港，一举缴获了英国印钞公司为国民政府印制法币的全套设备、模板和纸张。
这些珍贵的 “战利品” 被火速运往登户研究所，日本的伪钞制造由此进入 “工业化” 阶段。研究所不仅能完美复刻法币的水印、防伪线，甚至连纸张的手感和油墨的光泽都几乎与真币无异。
更令人震惊的是，1942 年，日本南洋占领军截获了 20 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并从德国购回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 10 余亿元法币半成品。至此，日本掌握了法币制造的全部秘密，伪钞年产量飙升至数亿元。
伪钞的流通网络如同一张巨大的毒网，笼罩着中国的沦陷区与大后方。在上海、南京等沦陷区，日本特务机关通过伪政权强制推行伪钞，要求民众用真币兑换一文不值的假钞，或直接用伪钞支付军事物资采购。
而在国统区，日本间谍则利用走私渠道，将伪钞混入正常货币流通，套购粮食、药品、金属等战略物资。这些物资随后被运往日本或日军前线，进一步支持侵略战争。据统计，从 1939 年到 1945 年，日本共制造伪法币超过 40 亿元，相当于同期中国法币发行量的三分之一。
伪钞的泛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随着大量伪钞涌入市场，法币信用急剧崩溃，物价如同脱缰野马疯狂上涨。
以重庆为例，1945 年的物价指数较 1937 年上涨了 2000 倍，普通百姓的积蓄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商店拒绝接受纸币，民间交易被迫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
为了应对伪钞危机，国民政府不得不频繁更换法币版面，耗费巨额资金用于防伪技术升级，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赤字，使本就艰难的抗战经济雪上加霜。
日本的伪钞战不仅针对国民政府，还将黑手伸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华东等地，日军伪造根据地发行的 “冀南币”“北海币”，试图扰乱根据地的金融秩序。
但根据地军民通过加强防伪技术、建立严格的货币管理制度，成功抵御了伪钞的冲击，保住了经济命脉。
1945 年，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持续八年的伪钞战终于画上句号。然而，其造成的伤痛却难以磨灭。日本通过伪钞掠夺的物资，间接支持了其侵略行径；而中国百姓则在经济崩溃中陷入水深火热。
更令人愤怒的是，日本投降前夕，登户研究所按照军方命令销毁了几乎所有伪钞制造资料，试图掩盖罪行。但历史不会被遗忘，这些伪钞至今仍是日本侵华的铁证，时刻警示着后人：战争的残酷，不仅在于枪炮的轰鸣，更在于对一个国家经济与民生的系统性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