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论语·宪问》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又云“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国家有道的时候要言行正直；国家无道的时候仍然要品行正直，只是说话做事的时候要低调谦逊。有德行的人一定会讲道理，但讲道理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仁爱之人一定勇敢，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仁爱。
为什么要正直，要勇敢？
正直意味着有底线，勇敢意味着敢于反击。为人可以低调谦逊，仁爱有礼，但如果有人敢触碰自己的底线，自己就敢正面硬刚。所以儒家在讲温良恭俭让的同时，也讲积极进取，讲以直报怨。要求为人臣者立于丹陛之下，要有敢于据理力争、犯颜进谏的勇气和魄力。
但是，儒家学说也不是讲给老百姓听的，他的教育对象是贵族、士族和其他求仕之人。先秦诸子百家，包括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在内，他们的学说主要都是为统治阶层说话，很少真正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
儒家提倡的繁文缛节，对于老百姓来说太过铺张浪费且没有必要。而墨家的节用节葬却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老百姓已经过得很苦了，满心希望自己能过得更好一些。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诸子百家本身多为王族后裔，不是贵族世家，就是士族新贵，不可能对老百姓完全的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