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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理论上完美、却无法落地的“理想国”。而是为了让特区更稳定，发展更可持续，民众生活能切实改善，同时，也让自己和整个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更强。
如果直接面对民众是一条吃力不讨好、且可能引发基层管理者抵触和民众不适的险路，那么，换一条路走呢？
将需要推行的政策，无论是资源管理的阳光化、身份证发放的标准细化、还是基础民生保障的尝试都将不再直接面向民众宣讲、要求民众遵守，而是转化为对“头人”们的考核指标、资源配额或晋升筹码。
简单说，将“管理民众”，转变为“管理头人”。
让头人们明白，积极配合推行新的资源备案登记，他们旗下的生意就能优先获得特区大项目的订单配额，他们管辖的区域就能得到更多基建拨款。
让头人们清楚，在他们地盘上，身份证发放如果能更透明、更按“参考标准”来，那么未来特区财政转移支付、教育资源倾斜时，他们的份额就会增加。
甚至，可以将一些基础民生改善，如小型医疗点设置、饮用水净化设施安装，作为“任务”和“资源包”下达给头人。怎么选址，怎么动员民众出工出力，怎么管理，由头人自行决定。特区只负责提供部分资金、物资和技术指导，并最终验收效果。做得好，下次有更好的项目和资源；做得不好，或者克扣太甚引发民怨，则削减配额甚至追责。
这必然会导致“跑冒滴漏”，头人们肯定会从中截留利益。这是人性，也是现实。但是，如果一项政策，通过头人这个“中介”去执行，最终能有60%以上的民众真实受益，感受到变化（比如真的拿到了更合理的工伤赔偿、用上了更干净的水、孩子能进条件稍好的学校），那么，这或许比追求100%的理想执行率却因为抵触而寸步难行，要现实得多，也有效得多。
这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承认现实的复杂性，寻求在现实约束下的最优解。用利益驱动头人，再用头人的权威和执行力去影响民众。这或许不够“纯粹”，但可能更“管用”。就像王猛用商业利益驱动商人遵守规矩一样，现在需要用政治和经济利益，驱动头人们接受并推行新的游戏规则。
而且，这套思路，或许更能被杨龙接受。因为这不仅没有削弱头人体系，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头人作为“政策执行终端”的地位和作用，将他们的利益更紧密地与特区整体发展绑定。只要最终的大方向和关键红线掌握在杨龙和自己手中，具体执行层面的“特色”和“折扣”，是可以容忍的交换代价。
关翡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仿佛将连日来的焦虑和紧绷都吐了出去。思路一变，天地豁然开朗。他不再试图去改造那棵老榕树的所有根系，而是学习如何更好地为它施肥、修枝，引导它向更开阔、更稳固的方向生长，同时容忍它某些根须的虬结和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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