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叔在电话里又语重心长地劝了我好几分钟，但我心里乱糟糟的，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挂了电话，我独自站在窗前，望着窗外连绵的雨幕和远处影影绰绰正在疏散的人群，心中充满了无力感和巨大的压力。一边是可能被洪水吞噬的市区和几十万市民，一边是马关乡即将再次被毁的家园和十几万信任我的乡亲，这个抉择，无论对于伟正书记，还是对于我，都太过艰难了。雨，还在不停地下，仿佛没有尽头。
李亚男办公室那扇老旧的木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了。门口，常务副县长曹伟兵和县委副书记焦杨两人并排站着，眼圈都是通红。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东洪县人，脚下这片土地浸透了他们祖辈的汗水，他们比谁都清楚，一旦泄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家园尽毁，意味着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我能对张叔诉说委屈，但作为一县之长，我不能在下属面前失态，更不能带头沮丧。我拿起桌面上有些粗糙的卫生纸，快速擦了擦有些湿润的眼角。两人默默地走进来，气氛凝重，显然都隐约听到了刚才电话里那不啻于最后通牒的内容。
焦杨知道我肩背有伤，将一件干净衣服放在办公桌上，声音带着疲惫和沙哑：“把衣服脱了吧，我给你处理下伤口。”说着，她又将碘伏药瓶和一包棉棒放在桌面上。
我摆摆手，语气尽量平常：“不必了，一点小伤，不碍事。”
焦杨却没理会我的推辞，径直走到我身后，语气带着坚持：“曹县长也在这呢，扭扭捏捏的像什么样子。伤口感染了更麻烦，后面一大堆事还指望着你呢。”她动作很自然，但带着小心，帮我慢慢脱下那件已经和伤口凝固在一起的短袖衬衣。白色的确良衬衣后背，渗透着斑驳的、已变成暗红色的血迹，那是晚上带头扛沙袋时硬生生磨破的。